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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个广被引用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华强北的“一米柜台”诞生了50多名亿万富翁。

　　腾讯、大疆等明星企业的创业故事，都曾与这方寸之地紧密相关。这里的商业逻辑直接且有效：利用信息差和“前店后厂”模式，将电子元器件、手机、电脑配件快速组合，再迅速发往全球。

　　在很长时间里，华强北都是深圳效率的代名词之一。但近几年，有关深圳“慢下来”的讨论并不少见。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：在华为、腾讯、大疆之后，这座城市很难再诞生新的巨无霸企业；“一米柜台”所代表的“草根”创新活力正在褪色，而新的创新引擎尚未清晰成形。与此同时，杭州、合肥等新一线城市在新兴产业上势头强劲。

　　于是，一个新问题摆上桌面：当“一米柜台”的红利逐渐消失，深圳的下一站在哪里？

　　比如在工厂里，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优必选”）与智平方（深圳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智平方”）的人形机器人，已开始试验性替代人类，执行生产线上的搬运和分拣任务；在汽车领域，深圳市欧冶半导体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欧冶半导体”）正在为下一代汽车的电子电气架构，研发系统级的主控芯片；在人工智能领域，深圳深元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深元人工智能”）的目标，是让用户通过一句自然语言，就能生成一组可协同工作的AI智能体。

　　再如，作为一家以汽车综合诊断、数字能源、AI机器人为核心业务的科技公司，扎根深圳南山发展多年的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688208.SH，下称“道通科技”），已在中国、越南和美国建成工厂，墨西哥工厂亦在筹备中，以此应对全球供应链的变化；而智能手机解决方案提供商深圳酷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酷赛智能”），则选择帮助海外的本土品牌打造自有品牌手机，成为全球手机市场的“隐形推手”。

　　此外，还有像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嘉立创”）这样的硬件创新基础设施服务商——其为所有硬件创业者提供从电路板打样、元器件采购到PCBA（印刷电路板组装）的一站式平台，大幅降低了硬件创新的门槛。

　　这些公司的业务逻辑，与曾经的“一米柜台”截然不同。它们在做什么、怎么做、思考什么，共同构成了“深圳下一站去哪儿”的答案，也指向一个明确的事实：深圳的增长逻辑，已经变了。

　　在深圳，创新往往不是“想出来”的过程，而是“做出来”的过程：一个想法能否成立，最快的方式不是写一份商业计划书，而是把它变成能拿在手上的实体。

　　这个过程需要的所有要素——从上游的元器件、结构件，到中游的整机组装，再到支撑这一切的专业人才——能否在最短时间内、以可控成本“配齐”，直接决定了这个想法的“生死”。这也正是深圳过去几十年发展中沉淀的核心优势。根据官方数据，截至2024年，深圳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突破2.5万家，全社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。

　　这一数字的背后，是一个高度密集、协同高效的产业网络。以2025年以来火热的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例，数据显示，2024年，整个深圳市的机器人产业已聚集了超过7.4万家相关企业，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，而这些企业和资源，在地理空间上又高度集中，比如在南山区，就有一条长约10公里的“机器人谷”。

　　优必选的研发团队对这种生态的价值有直接体会。2025年，他们发布了新一代工业人形机器人 WalkerS2——从前代产品WalkerS1的工厂实训中收集反馈，到WalkerS2正式立项开发并最终发布，只用了9个月。

　　这样的迭代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相当罕见。优必选副总裁、研究院执行院长焦继超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，将其归功于深圳独特的产业环境。“人形机器人是非常复杂的系统，涉及结构、电子、传感器等一系列物料的加工制造。”焦继超说，“在大湾区，特别是深圳，已经积累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源。”

　　他用一个细节形容这种效率：“我们当天上午提出一个需求，下午可能就把零部件加工出来了，这为我们的快速验证提供了保障。”

　　焦继超认为，时间对优必选这类公司至关重要——它们需要与特斯拉、Figure等全球最顶尖的对手竞争。“我们自身的技术迭代研发，加上供应商的快速响应，为产品快速迭代、未来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。”他说。

　　能被快速“配齐”的不只是零部件，还有人才。人形机器人产业需要人工智能、本体、软硬件一体化、结构等各类人才。焦继超表示，这些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，在深圳“机器人谷”范围内就能找到。而这种人才的高度聚集，正是系统化创新的前提。

　　如果说“机器人谷”代表深圳在新兴产业上的集群优势，那么华强北代表的，就是这座城市更深层、已融入毛细血管的电子产业基因。

　　对此，酷赛智能董事长、总经理陈凯峰的表述十分直接：“制造电子产品，连开模都要到深圳。”酷赛智能是一家智能手机解决方案提供商，主要为海外的本土品牌和运营商提供从产品定义、设计到制造的全流程服务。这种模式要求它必须具备极强的快速响应和柔性制造能力，以应对不同国家、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。

　　陈凯峰表示，深圳聚集了全球最密集的电子元器件供应商、开模厂商和检测机构，这让酷赛智能开发新产品时不需要跨区域寻找资源，大幅缩短了研发周期——这也直接决定了其商业模式的可行性，使其拥有处理小批量定制订单的业务优势。

　　这在传统的大规模制造模式下很难实现，却恰好是深圳产业生态擅长之处。依托高度灵活的供应链，酷赛智能可以快速换线，精准适配海外市场“多机型、小批量、需求复杂”的特点。

　　眼下，华强北的生态也在进化。作为全国电子第一街，它的逻辑已从过去单纯的“前店后厂”、拼价格，转变为比设计、比服务。

　　经济观察报在多次前往华强北一线采访时注意到，部分商户已从“倒买倒卖”的贸易商，逐渐转型为接近“产品经理”的角色：他们的核心工作是捕捉一线市场需求，再借助华强北“一公里全产业链创新生态圈”的便利，快速找到能落地需求的方案公司，把一个个想法变成实际产品。

　　不过，对更多的初创企业和中小团队而言，即便身处深圳这样配套齐全的产业环境，要把想法变成产品仍有门槛——比如，如何找到可靠的电路板厂打样？如何采购“少量多样”的元器件？如何进行小批量3D打印验证？

　　作为产业基础设施服务商，嘉立创的业务覆盖了硬件创新所需的大部分环节：从EDA（电子设计自动化）、CAM（计算机辅助制造）等工业软件，到PCB（电路板）制造、元器件采购、PCBA（印刷电路板组装），再到3D打印、CNC（数控加工）。它的模式很简单：用户在线上传设计图纸、选择工艺，即可获取报价并下单，几天后就能收到实物。

　　为确保交付的品质和效率，嘉立创选择了一条更“重”的道路：当行业内不少企业采用轻资产“协同外发”模式时，嘉立创始终坚持“自建自产”。其近期投产的工厂，据介绍正是为解决高多层电路板的产能问题——工厂在压合、曝光、电镀等关键工艺上，均采用了成本较高但品质更可靠的设备和技术方案。

　　这种模式的背后，是对硬件创新痛点的理解：对处于研发迭代的产品而言，交付周期相差一个星期甚至几天，或是一次打样失败，都可能直接影响整个项目的进程。

　　从优必选的快速迭代，到酷赛智能的柔性制造，再到嘉立创的平台化服务，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——在深圳，把一个想法转化为“看得见、摸得着”的产品链路，正变得前所未有地通畅和高效。

　　当“想法变产品”不再是主要障碍，一道选择题就摆在了深圳新一代企业家面前：是追逐最时髦的概念，还是解决当下最真实的问题？

　　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为例，概念的热度远快于商业化落地速度，但从经济观察报一线采访来看，深圳企业普遍选择了后者。

　　智平方是一家研发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公司，其副总裁、战略负责人莫磊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，对行业现状的判断很直接。他认为，具身智能的核心驱动力是大模型，但目前这个“大脑”的能力“最多就是个高中生水平”，远未到“开箱即用”的程度。因此，智平方的选择是：先不碰需要与人进行复杂交互的家庭服务等场景，而是从“半结构化”的工业场景切入。

　　“工业场景的机器人不用跟人交互，埋头打工，做个好‘打工人’就行。”莫磊说。

　　他将这种选择称为寻找“跳一跳、够得着”的场景——不展示对商业化价值不大的“炫技”功能，也不为短期营收做对未来无帮助的简单事。“就像手机和汽车，一开始都不完美，但你不用起来，就永远迭代不起来。而且一定要在真实场景迭代，不要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。”他说。

　　焦继超说，优必选很早就明确：人形机器人的首个落地场景在工业领域。经过对国内二十多家车企、十几家其他工业客户的走访调研，他们最终将落地场景锁定在“搬运和分拣”两类任务上。

　　这同样是基于现实的选择。据焦继超介绍，一方面，这类工种的人力缺口比较大，工作内容枯燥，很多年轻人不愿从事；另一方面，这类任务的执行步骤，现有技术足以满足，且没有流水线上严苛的时间限制。“先用技术解决一个真实存在，且能解决的问题”——这成了新一代深圳企业做事的共性。在此基础上，当“对的事”做扎实后，对于如何做“大的事”（即走向全球市场），它们也给出了一套新答案。

　　道通科技是一家秉持“全面AI”战略，以汽车综合诊断、数字能源、AI机器人为核心业务的公司。其董事长李红京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，道通科技是“生而全球”的企业，第一笔订单就来自美国。

　　这种全球化基因，如今演化出了更适应当下环境的布局。为应对全球供应链的变化，道通科技已在中国深圳、越南海防、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建立三大生产基地，还计划在墨西哥设厂。这种多点布局，核心是增强区域协同能力、降低地缘政治风险、贴近终端市场，而非简单将产品从一地卖到另一地。

　　酷赛智能则提供了另一种全球化思路。作为一家智能手机解决方案提供商，它不追求打造全球知名自有品牌，而是选择成为海外本土品牌的“隐形推手”。

　　“世界更需要一个在研发与供应链上有能力的中国合作伙伴。”陈凯峰如是说。他的逻辑是：利用深圳强大的研发和供应链能力，帮助那些有渠道、有品牌却缺乏工程能力的海外本土客户，生产他们自己品牌的手机——这是一种赋能式、共生式的全球化。

　　同样，在汽车芯片领域，欧冶半导体的战略选择，也体现了先“求解、再图远”的思路。

　　据欧冶半导体联合创始人、CEO高峰介绍，欧冶半导体在技术路线、市场选择和产品定义上，有清晰的三个“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：在技术路线上，以智能化为主线，以AI计算和通信为同心圆扩展，聚焦提升用户体验的产品，不碰单拼成本的同质化芯片；在市场选择上，覆盖海量车型，不盲目追求只面向高端车的高算力芯片，理由也简单——“30万元以下的车型，占据全年国内2000多万辆汽车出货量的90%”；在产品定义上，要求所有芯片的定义，必须符合未来10到20年汽车智能化演进趋势，不做不符合中长期趋势的短期产品。

　　先在最广阔的市场找到“对的”位置，再用长远的眼光做“大的”布局——这已成为新一代深圳企业的普遍选择。

　　在当下的创投环境里，一个好的故事、一份逻辑自洽的路演PPT，有时比一个粗糙的产品原型更能获得资本的青睐。但在深圳，尤其在那些新锐企业身上，却有个有趣的现象：他们更愿意谈论产品、技术和工厂。

　　这背后，是深圳产业方向与企业经营思路的集体转向：深圳的下一站，正体现为从数字世界向物理世界的过渡——即利用AI、机器人、核心芯片等技术，解决制造业、能源、交通等实体经济中具体而复杂的问题。

　　作为技术复杂度最高的智能终端之一，智能汽车也是深圳新产业布局的重点。要实现汽车全面智能化，更高性能的主控芯片至关重要；而在车规级半导体这一细分领域，欧冶半导体正为下一代智能汽车提供核心底层硬件。

　　据高峰介绍，该公司当前主要有两条产品线系列芯片是已实现量产上车的车规级AI计算处理器，其NPU（神经网络处理单元）的计算效率，比一些全球知名厂商的同类产品高出50%以上；其二，将于2025年底量产的工布565系列芯片，主要用作下一代汽车电子电气架构中的ZCU（区域控制器）主控芯片——ZCU是新架构的核心部件，可将整车线公里以内。

　　高峰表示，目前国内芯片企业在ZCU领域尚无同类产品。相对国外同类产品，工布565芯片具备高效网络性能、高带宽低时延、高安全特性，还拥有AI引擎与丰富全面的接口等优势，能在显著降低成本的同时，有效支撑汽车走向“全车智能”。

　　深元人工智能的目标是降低智能系统的使用门槛，其近期已发布全球首个L4级智能体母体系统MasterAgent，这是一个多智能体生成与协作平台——借助“双引擎”架构，即便是无技术背景的用户，也能用一句自然语言指令，生成一组具备专业知识与协同工作能力的AI智能体。

　　从机器人、芯片到AI，深圳的产业新方向，是一个由物理执行、底层硬件和智能调度构成的、深度介入实体经济的产业集群。

　　李红京用一句话直接概括了公司的经营逻辑：“在企业经营上产品力、渠道力、品牌力都很重要，但产品力是核心；产品力是1，渠道竞争力和品牌力都是后面的0。”

　　据陈凯峰介绍，酷赛智能的研发人员数量接近生产工人数量，公司在深圳、西安、宜宾设有三大研发中心，研发投入连续三年持续增长，2024年增幅超过40%。

　　陈凯峰表示，公司研发投入采取“双轨策略”：一部分资源用于稳步推进网络协议、射频天线、影像技术、操作系统等智能硬件底层技术的研发，以构建长期技术壁垒。例如，针对南亚、非洲等高温地区，团队会将设备的散热测试环境温度设定为35℃，提升产品在当地的适应性；另一部分资源则根据市场变化快速响应，集中投入到AI硬件等新业务研发。

　　行业内，许多平台型企业推崇轻资产“协同外发”模式，嘉立创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始终坚持重资产的“自建自产”模式。嘉立创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他们选择这条更“重”的道路，目的是控制品质和交期。

　　嘉立创的另一个重投入，是自研工业软件。在传统模式下，企业通常会采购昂贵的第三方桌面软件，但嘉立创认为，这些软件难以适配其“多品种、小批量、快速交付”的独特业务模式。因此，它们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：自主研发云端的CAX工业软件。

　　嘉立创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分享了一个故事：随着公司平台每天涌入上万份尺寸、工艺、交期都不同的PCB订单，人工拼板（将不同客户的小订单智能地拼在一块大板上生产，以节约材料）逐渐变成了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

　　他们的解决方案，不是增加更多的人手，而是为工厂打造一套处理“碎片化”订单的“AI系统”——嘉立创自研了AI驱动的千万级订单智能组合生产系统。IT团队将多种复杂算法融合，将几十个维度的工业约束条件转化为AI可处理的数据模型。

　　这套“AI系统”部署后，平均每天可处理全球超2万份订单的智能拼板，板材利用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让订单交付周期从数周压缩至最快12小时，打样成本从数千元降至几十元。

　　在人工智能行业，最快的“产品”路径往往是利用海外开源大模型作为技术底座，但深元人工智能却作出了反常规的选择：坚持“全链路国产化”。这意味着从底层大模型的训练工具链，到语料、算法，全部自主研发。

　　这种选择的背后，是对产品与市场的长期判断。一套“全链路国产化”的AI智能体系统，能让其进入金融、医疗、政务等对数据安全和业务流程的自主可控有严格要求的行业。

　　从对一众企业的调研采访来看，或许可以做如下简略概括：在产业方向上，深圳新一代企业集体转向机器人、芯片、AI等可以解决物理世界具体问题的硬科技；在经营思路上，这些企业从依赖市场风口，转向对产品与技术本身的长期投入。

　　当然，深圳足够丰富也足够复杂，任何试图用少数企业样本定义这座城市的想法，都是一种简化。但这些企业的选择，仍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：过去，深圳企业的竞争力来自“快”——快速整合资源，快速响应市场；而现在，深圳的新一代企业，不仅要“快得起来”，更要“慢得下去”“深得下去”，回归初心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重新定义产业，也定义自身。